史记是谁写的作者是谁（司马迁的史记）
历史上有许多人和事至今仍能激荡人们的心灵。学过一点秦汉史的人，都会对楚汉争霸的故事发生兴趣，而“鸿门宴”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,更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典故。
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7年。秦末农民起义捣毁秦王朝后,形成了楚(项羽)汉(刘邦)对峙的局面。此时项羽的军队人多势众，而刘邦虽然势单力薄，却率先占领了秦王朝的首都咸阳。项羽的谋臣范增设计，叫项羽在鸿门设宴款待刘邦，实际上是要在席间伺机加害于他。刘邦明知项羽不怀好意，却又不敢不去赴宴,就听从谋臣张良的计谋，在宴席上，一味低声下气对项羽进行奉承,骗过了项羽,却骗不了范增。范增又命项庄舞剑助兴，意图刺杀刘邦。张良急唤樊哙进帐，才缓解了当时的紧张空气，宴席未终，刘邦便借故溜走了。
知道这一段故事的人,都会对张良的机智,刘邦的圆滑,樊哙的豪壮和项羽的优柔寡断,范增的老谋深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最早用文字对这一史实作了生动记载的，便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-《史记》!它的作者司马迁(约公元前145-前87年)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。
《史记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。司马迁以人物为经，事件为,为后人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，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约3千年的历史。全书分为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和列传五个部分，共约130篇。本纪是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;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;列传主要记载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;表则按年代谱列各时期的重大事件;书是有关经济、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专篇。《史记》的这一编写体例,是司马迁的独创,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例，给后世史学以巨大的影响。
那么这部长达52 万余字的著作,是怎样完成的呢?我们还得从司马迁的身世谈起。
司马迁出生于龙门(今陕西省韩城县)。他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朝廷的史官，掌管“太史”的职务。但是，到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和祖父司马喜的时候,由于战乱频仍,司马氏的史官生涯曾经中断过。可是，司马氏的后代仍把史官作为祖传世业。到了西汉武帝当政期间,朝廷又重设“太史”,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被任命当了太史令。所以，司马迁研究历史,可说是有家学渊源的。
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，司马迁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司马谈望子成龙,亲自教司马迁读书写字,为他讲历史故事，希望司马迁日后能继承祖业。等司马迁稍为长大些,司马谈把他带到长安,学习“古文”，阅读了大量古籍。他还直接听过当时的著名学者董仲舒、孔安国所讲的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这些条件使司马迁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培养了文学才能，成为驰名长安的博学者。司马迁以后能写出如此感人的历史篇章,并不是偶然的。
司马迁20岁那年开始,为了开阔眼界、增长阅历,在父亲司马谈的鼓励下,外出游历,探访古迹，搜集轶文。以后他又随侍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，足迹所至，南抵云贵，东达齐鲁，北逾长城,西及甘肃，以及江、淮、汴、洛，祖国东南各地,所有名山大川，无不周游。古人说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司马迁正是如此。经过几年的游历，司马迁了解了大量历史事件，掌握了不少历史资料。更可贵的是，他把游历和写作结合了起来。例如他写《屈贾列传》，就曾到汨罗江缅怀爱国诗人屈原的遗迹;写《春申君列传》,曾到楚地考察春申君的故城;写《淮阴侯列传》,亲到淮阴凭吊汉朝开国功臣韩信的坟墓;写《孔子世家》,亲临曲阜瞻仰孔庙。《史记》中的好多篇章，都是司马迁亲见亲闻之事,因而能写得如此生动活泼，真切动人。
就在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(皇帝的侍卫)的时候,父亲司马谈病危不起。司马谈临终时紧紧拉着司马迁的手，热泪盈眶地说:“我毕生的志愿,就是想写一部完整的历史书,可现在已来不及了。我死后，你一定会继任太史令,希望你一定能写出来,完成我的愿望。”
司马迁遵从父亲的遗愿，决心写作《史记》。可是,就在写作过程中,发生了一件影响司马迁一生的事件李陵一案。
李陵原是汉朝的将军,奉汉武帝之命,率领五千人马,进攻匈奴，不料兵败被俘,李陵投降了匈奴,背吸了程朝，消息传到京城，汉武帝勃然大怒。司马迁原与李陵相识多年，听说此事,在汉武帝面前，暂李陵辩护了几句，谁知却火上浇油,大大地触犯了汉武帝，司马迁被关进了监狱,并被处以宫刑,那是古代一种使人丧失生殖能力的酷刑。经历了这一奇耻大屏，司马迁痛不欲生，可他一想到自己身上还负有编写《史记》的重任,便含垢忍,继续发愤写作。李陵案的发生给司马迁的思想以一定的影响，使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加深了一步，这在《史记》中有所反映。
由于司马迁的奋发努力，到公元前91年，即他父亲死后的19年,李陵案发后的第八年,《史记》这部巨著就基本上完成了。以后，司马迁又对它作了一些增删和修改。
司马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，交待了他写作《史记》的目的,即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,这是何等伟大的抱负!通观《史记》一书，司马迁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抱负。《史记》无论在著作结构、写作内容、史学思想和文学描写上,都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里程碑。
司马迁所说的“究天人之际”，就是要寻求自然界与人类活动的关系，也可以看作是想寻找历史运动的原因。在这一方面，司马迁表现了进步的观点。他肯定自然界的规律是客观的,人们应该顺应它，所谓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”,天道不可失。但在同时,他又反对当时流行一时的天人感应说，对之进行批判和讥讽。在书中,司马迁举了大量的历史事例，说明并不是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。历史常常是与人们善良的愿望相反的。再进一步，司马迁又强调了物质利益、经济生活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制约作用。他说道: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"。这比用神秘、迷信的观点解释历史,是一大进步。
“通古今之变”就是要用一种宏观的眼光，考察历史的运动，具体一点说,司马迁要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,“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衰之理",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。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,对于这种变化，司马迁对能促进历史前进的人物和事件,持肯定、褒扬的态度。在他的笔下,吴起、商鞅的变法，秦始皇、汉武帝的伟业,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。对于陈胜、吴广的起义，司马迁的作法更是不同寻常。他把陈胜列为世家，与历代侯王勋臣相平等。他把陈胜、吴广起义的功绩，相等于商汤伐桀、周武王讨纣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认为这次起义开启了新的历史时代。更可贵的是,司马迁对历史的考察,常常能揭示历史的因果联系，有一种辩证的眼光,因而能使他在一些表面上盛极一时的历史现象中,看到衰败的征兆来。
“成一家之言”是司马迁要求自己能在纷繁的历史过程中，运用自已对历史的理解能力，不囿陈说，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来。《史记》中有好多地方，如果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衡量,是不合标准的,但正是在这上面，才体现出司马迁史学思想的高人之处。上面所说,司马迁对陈胜的赞扬,就是一个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是，司马迁没有对当时的君王汉武帝阿谀奉承,而是能在称颂汉武帝功绩的同时,也指出他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大兴土木等劣行,指出当时社会风气败坏,官廷争斗激烈，人们生活穷困等现象。司马迁的这些作法，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部分下层人民的要求。当然，由于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社会，他的思想归根结底不能脱离地主阶级的局限，因此，《史记》也就多少存在一些封建糟粕。
一部好的历史书离不开优美的文笔。《史记》的文字是相当出色的，其中好些篇章都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,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司马迁既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，也是伟大的文学家。《史记》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。
